“来医院旁边的宾馆说两句。”2023年9月10日，一个重病孩子的母亲杨娟发现自己被拉进了一个微信群。抽组的人是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基金会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目(以下简称“9958项目”)在河北廊坊的募捐人。
“柯主任携款潜逃”，募捐人在酒店的小房间里说完这句话。杨娟当场就懵了，几个赶来的生病孩子的母亲当场就崩溃了，哭了起来。
连日来，河北廊坊中华儿慈会一负责人涉嫌带走数千模特事件引发广泛关注。中华少年儿童慈善会9月13日发表声明，称从未委托柯某晓为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目募捐，并称柯某晓并非该会工作人员，只是一名志愿者，已被警方拘留，正在接受调查。
虽然中华儿慈会否认与这起疑似诈骗事件有关联，但对于很多重疾患儿的家庭来说，根本分不清楚如何界定柯某晓的集资行为。很多孩子的家庭拿出了本该用来给孩子治病的救命钱，有的甚至借钱参加所谓的“捐款”活动。现在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，他们应该向哪里寻求帮助？
“志愿者”还是代理人？
杨娟的儿子在4岁时被诊断出患有神经母细胞瘤。在山东省肿瘤医院儿科住院。一个月吃靶向药要一万多，一次CAR-T治疗要十万。目前，杨娟的儿子正在接受免疫治疗，完成六轮将花费180万元。在过去的三年里，杨娟一家已经花了100多万元给儿子治病，他们的积蓄早已被掏空。为了筹钱给儿子治病，杨娟一家在年初卖掉了在浙江老家的唯一一套房子。
杨娟第一次接触中华少年儿童慈善会的9958项目是在重病儿童家庭群里，很多地区的9958项目的募捐者每天都在群里分发募捐活动的信息。杨娟看到病房邻床一个孩子的家人报名参加9958工程的捐赠活动。“捐4万，一个月就能还4.1万。”
“手里的钱就这么多，孩子每天都在不停地花，手里的钱生不出更多的钱。我该怎么办？如果你扔出去，你可以得到一千美元的租金。”杨娟很感动。在信任中华少年儿童慈善会是一个大平台的基础上，今年6月，她还尝试参与了9958项目的捐赠，将10.2万元转入河北廊坊某募捐人提供的私人账户。对方承诺一个月后捐款10.4万元，并要求杨娟准备相应金额的发票。在此期间，杨娟了解到这个集资人还有一个上级，就是河北廊坊9958项目主任柯某晓，两人都是白血病患儿家属。
一个月后，杨娟收到了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协会账户上的10.4万元汇款，这让她对9958工程的捐赠活动更加有信心。8月5日，她将14.5万元转给柯某晓手下的另一名集资人，对方承诺9月15日还15万元。杨娟记得，当时临近99公益日，募捐者在患者中宣传捐款比例会提高，有一位家长在网贷平台借了30多万转款。
然而，杨娟没有等到15万元还钱。他等待的是柯某晓拿走1000万元儿童救助金的消息。“像我们这种大病家庭，真的把娃娃的救命钱拿出来了。没有这笔钱，医院就不会用药，相当于孩子死了。”杨娟说。
9月11日，杨娟和他的11个孩子的家人从山东赶到中华儿慈会办公楼门口。中华儿慈会工作人员出示了一份注销函，显示中华儿慈会9958项目已于2023年3月31日与廊坊救助站注销。然而，杨娟表示，他们之前没有在任何渠道看到这封取消信。
9月13日晚，中华儿慈会发布消息称，柯某晓近日被三河市公安局燕郊公安分局刑事拘留，正在接受调查。中华儿慈会从未委托柯某晓为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目募捐；柯某晓并非中华儿童慈善会工作人员。曾在中华儿慈会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目河北廊坊合作组织做短期志愿者。
中华儿慈会也在公告中回应称，网上流传的1000万元资金已经中华儿慈会核实，中华儿慈会账户从未收到过这些资金。据了解，当事人将资金支付至柯某晓个人账户，并从柯某晓个人账户收到退款。
柯某晓是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目的工作人员吗？此前，我注意到微信官方账号“9958儿童紧急救援”在2023年2月24日发布了一条推文，称“中华儿慈会项目四部9958廊坊团队主任柯小山”获得了中华儿慈会2022年度最佳领袖奖。目前，该推文中包含柯小山及其头衔的文字已被删除，推文修改时间为2023年9月7日。
很多慈善家告诉我，柯某晓的身份不能定义为中华儿慈会表述的“短命志愿者”。北京某慈善基金会理事长肖宇表示，从被卷走的1000万元来看，柯某晓应该是与孩子家属或集资中介建立了长期的信任关系。上海某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袁岳也表示，按照慈善圈的说法，中华儿慈会和柯某晓应该是有启发和代表性的。
萧瑜说，在慈善行业，柯某晓的角色叫地方代理，中华儿慈会给代理提供品牌授权、技术支持、言语培训。代理人会在当地为基金会筹款，代表基金会进行培训，控制资金，承诺资金等。，并在当地实施慈善项目，基金会对代理人进行补贴。
“这几乎是业内默认的角色。基金会培养一个本土人才来实施项目是非常昂贵的，所以一般会找一个热心公益、有一定接触能力、政商关系发达的人。”萧瑜说:“这个人会继续在当地发展自己的集资人。他是基金会在当地的代言人。”
袁岳告诉我，为了便于募捐，基金会会给代理人一个类似顾问、志愿者的头衔，双方不会签订劳动合同，所以代理人不是基金会的正式员工。代理人想把集资款转到基金会的账户上。“如果没有记录，那就是基金会的疏忽。”
萧瑜认为，对于大多数基金会来说，要找到热心公益、有一定触达能力的人并不容易。通常，他们寻找的是项目本身所服务的对象。例如，9958项目将在重病儿童的家庭中找到。当他们遇到合适的对象时，他们会更加谨慎地保持合作。“所以这次柯某晓的事件，其实在慈善圈也不多见。”
但也有慈善圈的人认为，代理商是靠业绩拼出来的。该基金会制定了一个筹款数字目标，并发展了筹款人，向市场征集捐款。"谁筹集的钱多，谁就将被授予主任的头衔."
慈善组织“筹款第一”
据中华儿慈会官网介绍，中华儿慈会成立于2010年1月12日，是全国性公募基金会，具有民间性质。9958工程是儿慈会的自有品牌项目。它成立于2012年，旨在为0-18岁社会困境儿童，尤其是重疾贫困儿童提供有效救助。
重病儿童救助项目在网上长期受到高度关注。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协会年报显示，2022年，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协会全年捐赠收入7.15亿元，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目全年收入2.272亿元，为27大慈善项目中最高。
为什么对重病儿童的救助成为慈善的宠儿？接近9958项目的慈善家谭永军告诉我，重病患儿，尤其是血液病、肿瘤患儿的治疗时间长达数年，看病费用通常在百万元起。对于短期内回报高的捐赠项目，重病患儿的家庭非常愿意捐赠。据他了解，每年99公益日之前的募捐期间，很多重病孩子的家庭甚至会去借钱准备一笔钱。
在他看来，一些慈善项目恰恰击中了重疾儿童家庭的心理点，向他们承诺高额的捐赠比例和奖励资金，诱导他们借贷和捐赠，并承诺把钱捐回来，以营销的话语吸引重疾儿童家庭尽可能多的投入。有的地方执行起来“很像传销”。
重病儿童的治疗过程复杂而漫长，家属通常需要准备大量的资金，这也是这个群体被基金会的募捐者盯上的另一个原因。谭永军打了个比方:“一个募捐者手里掌握着500个重病孩子的家属资源，动员每个人投入10万元，那么就会有5000万元。但如果动员普通捐款人，每个人都捐到5元，为了达到同样的5000万元捐款额，动员1000万人就容易多了。”谭永军说，重病儿童的家属已经成为一个头面人物，这已经成为慈善项目筹款人的一个资源。
我国《慈善法》第四条规定，慈善活动应当遵循合法、自愿、诚信、非营利的原则。北京再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告诉我，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协会9958项目承诺高额捐款和奖励，利用营销手段向重病患儿家庭募集“捐款”，诱导家属借款并承诺捐款后返还，涉嫌非法慈善活动，是民政部门应当查处的行为。
作为一个基金会的秘书长，袁岳认为，一些慈善项目的募捐者已经变成了“推销员”，他们的募捐能力比专职的公益人要强得多。但她并不认同这种募捐的慈善理念——募捐的高效率意味着募捐者可能会使用粗暴的募捐方式，将金钱价值置于慈善价值之上，背离了慈善助人的初衷。
袁岳指出，近年来，我国公募慈善基金会的一个不良现象是，募集资金的多少成为基金会工作的考核指标。基金会员工的业绩和晋升与募捐金额挂钩。围绕筹款这一最高目标，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线上广告投放，线下发展代理商，横向扩张抢占市场份额。很少有人选择深挖一个项目，专注于解决社会问题。
“慈善项目见效很慢，不是以KPI为导向，有失败的风险，但募捐能很快见到成效。”袁岳说。
少数慈善基金会的募捐行为甚至游走在法律的边缘。中国慈善家》2022年9月30日报道，Xi安邢珊基金会的募捐广告在Tik Tok、微信、百度等平台进行了刷屏。有人浏览微信微信官方账号时，页面上突然弹出Xi安邢珊的广告，出现了“每月固定扣款”的字样，但没有提示金额。输入密码直接扣了100元。
2023年6月26日，Xi邢珊慈善基金会因五项违法行为被Xi民政局吊销登记证书，并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。
中华儿慈会此前被曝将大量资金用于投资理财。据2020年央视报道，中华少年儿童慈善会2018年财务报告显示，截至年末，该会短期投资的银行理财产品账面净值达4.09亿元，理财收益较年初减少0.44亿元。
“慈善基金会存在的意义是解决社会问题，而不仅仅是能够动员社会，筹集大量资金。”袁岳说，如果一个慈善基金会只注重玩金钱游戏，不断在筹款、宣传、投资上全力以赴，而不注重慈善项目的实际效果，那么基金会只是一个“路过的财神”，无法产生真正的社会价值。
谭永军指出，这一涉嫌欺诈事件是一系列非正常资金运作的不良后果，将受助者置于风险之上，不仅没有解决社会问题，反而制造了新的社会问题，侵蚀了慈善行业的道德水准和社会信任，在全行业起到了恶性示范作用。
袁岳说，她不否认筹款对慈善的重要性，但慈善不应该只围绕筹款。如何扭转基金会内部募捐至上的观念和机制，回归慈善的初心，有效利用募捐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？以此次事件为契机，整个慈善行业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。
9月14日，中华儿慈会负责人孙丹丹对中国之声《央广网》表示，中华儿慈会将启动一个募捐项目，帮助此次事件中的受害者家长。
(除李外，本文采访对象均为化名)”